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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推荐论文为J.W.R. Whitehand与谷凯2006年发表于人文地理进展期刊的Research on Chinese urban form: retrospect and prospect。文章回顾此前中国城市形态以及与城市形态有关的知识发展,并就近年来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形态类型方法(康泽恩城市形态学与卡尼吉亚建筑类型学)在中国本土化探索的现状与问题,发展趋势作出阐释。
一、着手中国城市形态研究的两个事项
2000年前后的近十年间,城市形态方面或涉及城市形态的研究成果迅速增长。这与中国逐渐成为国际交流网络中的重要一员密不可分。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与思想碰撞提供了可能。而在城市形态学领域探索跨文化研究的可能时,有两种重要的前期研究思路:首先是回顾以往的研究工作,是对取得成就的本土论;其次是对可能适用于中国的西方理论方法的研究。
二、中国城市发展的概览与分期
中国的城市形态研究追溯到古代,《考工记》记载的古代都城布局影响最为深远。而现代城市形态研究源于19世纪中期的政治变化。自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清王朝逐渐颓靡,至1911年,封建王朝及其所代表的传统规划制度与建筑体系瓦解。19世纪后半期,中国留学生被派遣到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与此同时,沿海城市设立通商口岸,西方工程师、测量员开始影响城市布局。1949年后,中国进入30年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1978年经济改革,中国城市经历快速城市化与城市转型。
纵览古今,中国城市形态研究涉及建筑、规划、考古、地理与历史等学科领域,除本国的学者以外,也有来自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学者。近现代学者普遍将城市形态研究对应到中国城市发展阶段,分为传统时期(1842年以前)、近现代时期(1842-1949)、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8)、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以后)。
三、传统城市研究的四个主题
建筑历史
中国城市形态研究源于建筑历史领域。鸦片战争以来,日本和欧洲学者出版了第一批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1926年,常盘大定(Tokiwa)和关野贞(Sekino)合著《支那佛教史迹》五册本,对中国建筑的早期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乐嘉藻是第一个研究中国建筑与城市形态的学者,其1933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三卷作为建筑史学的开山著作。上述著作虽然研究传统建筑,但只是对现有历史遗存的客观记录,且彼此缺乏联系。
朱启钤(1892-1962)奠定传统建筑系统研究的基础。1921年游历欧美后,朱认识到传统建筑的国际交流与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于1929年筹建营造学社。作为中国第一个研究传统建筑的正式组织,营造学社分为法式部(古代建筑技术)和文献部(古代文献研究整理)。1930年初,梁思成和刘敦桢分别加入法式部与文献部并担任主任。而《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作为中国历史建筑的第一本专业期刊,收录学社所有研究成果。尽管营造学社没有主要关注城市形态,但其成果促进对中国城市形态的理解。
规划历史
1949年后,古代城市考古事业繁荣发展。1952年,上海同济大学设立城市规划专业,中国城市历史研究成为重要课题。1961年董鉴泓主编的第一版《中国城市建设史》完成,受文化大革命影响,1982年才作为教科书使用。此外,其他有重大影响力的四本书包括贺业钜主编的《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及在其基础上199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吴良镛(1986)英文写作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简史》。
上述研究关注中国历朝传统城市形态的形成与演变,认为中国城市规划的起源与历史发展以《考工记》记载的王城模式为主流。塑造中国城市的两个概念:强调儒家文化的礼制观念和强调顺应自然,有机,非几何的城市布局模式(管子思想为代表)。在英文研究文献中,传统城市规划和设计主要是调查古代城市物质结构,并对其演进过程提供解释。其依据的学科基础涵盖历史、考古、哲学与地理等领域。
宇宙论与堪舆学视角
宇宙论与传统世界观构成城市形态认知的基础,并对过去三四十年的中国古代城市解译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城市形态的宇宙论视角源于中国传统文明与哲学,“天人合一”构成中国城市形态解译基础。《淮南子·天文训》对天地人描述为“天圆地方,道在中央”。统治者对道有绝对统治权,位于天体与道德世界的支点与中心。图1中的支点可视作城市布局,为达到理想状态,理想的城市布局应与天地保持和谐。而这种理想布局是汉儒家思想特征的系统体现。
风水在解释古代城市物质环境具有关键作用。其被视为自然与建成环境理想关系的描述,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建设与规划。然而直到1980年后,建筑学领域的环境行为研究兴起,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风水才重新引起研究者兴趣。

图1 统治者作为天地的支点
历史地理与制图学
1909年,中国地理协会成立,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促进城市形态研究的开展。1934年顾颉刚成立禹贡学社,奠定历史地理学研究基础。1983中国古都学会成立以及《中国古都研究》刊物创办,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系统研究迅速增长。对城市形态的历史地理研究贡献最大的要数侯仁之对北京的研究,其编写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1998)》标志以地理视角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城市的开端。
古代制图学的理论研究于1950年后出现。中国制图学的两个传统:分析性与描述性。分析性的制图学主要以图表方法和测量为基础。而描述性地图受城市平面信息限制,被视作艺术创作,其极致简化并具有突出的视觉效果。描述性地图(写意地图)是不同时期物质与文化特征的象征,地图要素的变形与夸张表现和宇宙观,政治信仰有关。地图的汇编与文本记录有两种形式:地方志(地方历史地理记录)和地理百科全书。平遥三个时期的地图显示了基于地测和平面调查的制图差异(图2)。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手绘中国100个古代城市(walled cities)地图(图3),1940年以《中国古代城市总纲》为书名出版。

(a)19世纪平遥的区域位置 (光绪时期)

(b)明朝时期的平遥 (康熙时期:1368-1644)

(c)1883年的平遥 (光绪时期) 图2 平遥的历史地图

图3 山西太古城地图(原地图由1930 年代后期日本驻华远征军少校 Ishiwari Heizd 绘制)
四、近现代以来的城市研究
1842-1949年间,中国主要城市经历重大变化,但与此相关的城市形态研究直到1950年晚期才大量出现。此期间,沿海城市开辟为通商口岸或划租借地,部分北方城市则完全被其他国家掌控,其显著影响中国城市不同阶段的形态变化。内战期间,国内工业快速发展引起城市景观的进一步变化。在中国建筑学会资助下,1962年完成了《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后收录于1980年刘敦桢的《中国建筑史》。对中国近现代城市产生发展的系统回顾,以及外国人主导的城市布局与设计的研究均收录于董鉴泓1982年所编《中国城市建设史》中。
1980年以来,租借地的城市形态研究开始出现,尤其是基于历史保护的视角。上海外滩英国租借地发展的研究引起国内外学者特别关注(图4)。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研究主要关注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1966-1976文化大革命对历史建筑与文献造成毁灭性破坏,同时城市建设与研究也进入低谷。1978年经济发展改革,包括城市形态在内的中国城市研究小领域开始增长。尤其是中国城市转型,历史保护的研究引起极大关注。1980年后,欧洲发展的形态方法和概念开始得到使用,但主要局限于建筑设计领域的类型学。

图4 1855 年上海洋泾浜运河以北的外国定居点计划摘录
五、城市形态方法引入的背景与挑战
梁思成的早期工作奠定了当代历史保护研究基础,然历史保护研究再次兴起于1980年。经济改革背景下,中国城市核心区承受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化压力。迄今为止,历史保护实践取得了实际效果,但仍面临许多基本问题。如何划定历史保护区域的问题最为显著。因此,管理城市景观变化需要合适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概论中国城市形态研究。首先是叙述与描述性占主导,城市形态未作为一门学科知识发展。其次,中西方在城市景观的历史厚度,复杂性,地理遗存上具有显著差异。尽管城市形态研究快速增长,但城市发展层面的研究是缺乏的。迄今,中国城市形态研究主要关注大城市,缺乏对占主导地位的中小城镇的研究。经济发展转型对中小城市历史核心产生的重大影响,说明了其在基础研究和景观管理上的需要。
六、形态类型方法的运用
欧洲形态类型方法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尤其在可获得的历史信息方面。中国城市早期缺乏实测平面,因此缺失街区地块边界,单个地块边界权属信息。1949年,国家测绘局成立并着手土地调查和地图绘制。然受冷战影响,这些调查资料成为保密文件。同时,文革期间大量地契文件被毁。由于缺乏田野调查,中国学者在景观历史,景观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不足。康泽恩学派在中国开始的田野调查,如平遥和北京的案例说明英国本土形态转变和累积过程的差异不同于中国,而在老城内蕴和边迹带形成上具有惊人的相似。这说明康泽恩形态学与卡尼吉亚建筑类型学对城市形态的认识可以为研究中国城市形态提供参考,但方法的本土化运用需要得到进一步研究与实证。
总结评述
中国城市形态研究始于建筑历史研究,其从古代建筑体系向都城营建体系过渡。而真正主要的城市形态研究(欧洲发展的形态学科视角)则从1990年后开始。该文章发表距今已有15年。期间,我国的城市形态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但回顾现有研究的系统工作尚未出现。文章认为形态研究的理想对象不仅包括那些因过去三十年受再开发影响的主要大城市的历史区域,也包括来自主要城市群的中小城镇。而后者将构成检验适用于我国的城市形态方法理论的实践基础。新型城镇化以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成为国家政策,这不可避免的为其城市景观变化增加压力。而探索适用于中国数量广泛的中小城镇的景观管理方法,应批判借鉴大城市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Whitehand J W R, GUK. Research on Chinese Urban Form: Retrospect and Prospect[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6, 30(3): 337–355. DOI:10.1191/0309132506ph611oa.
文案:杨明兴
编辑:陈绮婷
校核:柴雪瑞、邓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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